铝道网】由于条件和环境的变化,对在管理过程中积累起来的问题,靠管理本身的力量已不能解决。从“管理”向“治理”的跨越,是我国金融业发展进入新阶段的必然选择。“管理”与“治理”,虽然仅一字之差,开启的却是金融业发展的新时代,一片系统治理、源头治理和依法治理的新天地。金融业治理一定会遇到管理时期没有出现过的各种问题,但在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我国金融业必将登上更新和更高的平台,这也是球靠前大货币体的不二选择。
从“管理”走向“治理”,我国金融业正面临一次历史性挑战与机遇。
到2013年末,我国金融总资产达到151.4万亿,成为全球靠前大货币体,随着金融主体多元的发育,已形成商业银行以及保险、证券、基金、信托、租赁公司等共同发展、多层次竞争格局。但面对新的形势与变化,原有“管理”思维下的模式、路径、手段和措施等,越来越显露出捉襟见肘、足不适履甚至削足适履的窘态。具体讲,金融业存在的“市场集中度高、客户趋同性强和产品同质化”三大顽疾所导致的扭曲市场关系并窒息市场活力、放大经营风险并侵蚀金融生态、弱化经营功能并滋生无序竞争等现象,正处于“管不了、管不好和管不住”的状况。
对金融监管部门来说,由于管理目标的相对单一性、管理对象的相对分离性和管理手段的相对滞后性,以及管理制度的“挤出”效应,虽然能引导和约束金融机构的市场行为,但难以解决其背后所形成的诸如“失衡”、“失序”等趋势性、结构性问题。对金融机构来讲,在“利润导向考核、资产规模冲动和短期业绩考评”的管理思想支配下,采取放大管理套利效应,形成的不同阶段、业务和客户对象的商业模式和行动路径,虽然具有解决金融机构几乎全部短期问题与矛盾的潜质,但缺少解决长期问题的特质。内生动力极其不足。
比如,按照巴塞尔协议3的规定,本来资本是能约束资产过度扩张的,但由于相关制度对“资本”定义的宽性和资本实际补充的变通,金融机构比较容易挣脱“杠杆率”的束缚,取得政策性“扩张空间”。另外,由于我国没有对金融机构市场业务总量份额的限制,缺少关于特定对象和业务分散的制度性安排,无论银行、保险,还是证券、基金,其业务量前五位的对象,总市场份额一般会超过50%。市场集中度矛盾日益尖锐;再如,在“急功近利”的管理预期驱使下,金融机构以复制或嫁接业务产品为主导手段的格局,使得表内业务产品少有动力,而对表外业务产品过度热衷,遂之走向了变异形态的另一种产品同质化之路。
当前,不管是委托定向投资业务,还是传统的委托贷款业务,还有证券、基金、保险公司的各类资产管理业务,不断推出的所谓新产品和新业务,不过是与监管部门赛跑、抢政策时间“窗口期”的同业业务“翻墙”之作而已。还有,近年来,监管部门提出了对地方政府性债务平台和房地产贷款的控制要求,结果债务总额反而越来越多,还催生了信托、租赁公司等“影子银行”的快速发展。客户趋同性问题变得更复杂。
由于条件和环境的变化,对这种在管理过程中积累起来的问题,靠管理本身的力量已不能解决。
从“管理”向“治理”的跨越,是我国金融业发展新进程、新阶段的必然选择。“管理”与“治理”,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开启的却是金融业发展的新纪元,一片系统治理、源头治理和依法治理的新天地。金融业从“管理”向“治理”的跨越,是一项系统工程,为此,需要处理好金融生态和大社会经济生态的关系。
金融业一切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应体现在为实体经济服务上,这是金融业系统治理应遵循的重要原则和标准。这意味着要加大金融市场的开放力度,在增强透明度的同时,增多市场参与的主体对象;意味着调整政府性资源体与特定金融机构独享公共资源品的合作格局,在增多市场竞争公平要素的同时,减少甚至消除垄断经营的土壤;意味着协调货币、资本、期货等市场的关系,打破因为制度、体制性红利形成的利益壁垒,以存款利率的市场化改革为主要内容,压缩政策、体制等套利空间,修正扭曲的市场价格关系。从短期看,这些可能会给金融业的发展和经营带来一定程度的影响,而从长期看,则是金融业治理的应有之义。
金融业从“管理”向“治理”的跨越,需要始终扭住“源头”不放松。这个“源头”就是金融机构每个单体。以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和接受巴塞尔协议为标志,金融业单体的内部治理逐步起步并完善,形成了董事会、监事会和经营管理层的基本架构。但应当指出,这一架构本质上体现的是“管理”而非“治理”。
大部分情形下,由于目标的趋同,加上工作内容和手段的交织,三者的角色和职能定位不仅模糊而且还互换和互补,而互为制约的作用却十分有限。这种因为内生性约束动力的变异或缺失,必然使得诸如市场集中度、客户趋同性、产品同质化等影响金融业发展的方向性或敏感性问题越积越重,越积越危险。更可怕的是,在有些领域和时候,这些问题还成了金融机构单体生存的手段和内容。就是说,可能“致命”的问题反倒成了特定时期的生存资源。从这个意义上说,开启金融业治理新时代,是我国金融业的一次自我革命,需要摈弃“恋小利、弃大势”的思维惯性和行为路径,在强化“制衡”中优化决策机制,把握发展主流,通过“制衡”求得“平衡”。
金融业从“管理”向“治理”的跨越,更需要坚持和弘扬法制精神,依法治理处理好监管部门与金融机构、金融机构与各类客户的关系。
监管部门应在“法无授权不可为”的原则下,协调好不同对象、不同层面、不同业务的统一市场行为,保持监管的效力和活力,平衡市场的压力和弹性。同时,把监管的长、中、短期思想、原则和内容,与金融机构内部治理的各项目标有机融合;金融机构则应以守法经营的思维底线展开业务合作,丰富业务创新,把创新的效果标准定位在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高低上。此外,还需从法制的高度,规范金融机构董事会、监事会和经营管理层各自的行为尺度、活动边界,真正做到依法约束而不是道德或纪律约束;各类客户在强化契约精神的基础上,增强与金融机构合作过程、内容和方式的选择性,并以依规合法为重要标准,倒逼健康金融治理生态的形成。
金融业治理需要走的路还很长,也一定会遇到管理时期没有出现过的各种问题。而在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我国金融业必将登上更新更高的平台,这也是全球靠前大货币体的不二选择。

科学分析金融风险的成因。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透过现象看本质,当前的金融风险是经济金融周期性因素、结构性因素和体制性因素叠加共振的必然后果”。具体而言,当前的金融风险隐患是实体经济结构性失衡和逆周期调控能力、金融企业治理和金融业对外开放程度不足,以及监管体制机制缺陷的镜像反映。

在转型期,全面深化改革势在必行。科学发展仍面临诸多体制性障碍,只有深化改革才能为稳增长和调结构注入新的动力。目前,金融体制改革、要素市场改革、财税体制改革正在有序推进。改革的核心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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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7月召开的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对金融工作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判断、重要决策和明确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金融改革发展取得了新的重大成就。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业发展历程,解决影响和制约金融业发展的难题必须深化改革。”“不断扩大金融对外开放。通过竞争带来优化和繁荣。”“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根本性任务,也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要把主动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应对系统性风险,主题是防范,关键是主动。改革开放是主动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历史经验和未来抉择。

三是促进银行业健全内控到位、运行高效的经营管理体系。银监会将督促银行深化内部管理改革,加快战略和业务转型,完善公司治理,提升全面风险管理水平。做实贷款五级分类,真实客观反映信贷资产质量,充足计提拨备,及时识别并化解风险。同时,引导银行加强重点领域风险管理,继续按照“总量控制、分类管理、区别对待、逐步化解”的原则,规范管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化解风险隐患。严格执行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加强土地储备贷款、房地产开发贷款和经营性物业贷款风险管理。进一步规范理财业务,严格风险管控,防止理财资金“脱实向虚”。

一、主动防控系统性金融风险要靠加快金融改革开放

可以说,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相辅相成。稳增长可为发展转型创造空间和条件,调结构可为增长注入后劲,促改革则为可持续增长和结构优化注入新的动力。

改革开放提高了金融体系的整体健康性。一是基本金融制度逐步健全。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制度立足国情,与国际标准接轨,探索构建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建立存款保险制度,防控系统性风险冲击的能力增强。股市、债市、衍生品和各类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等“四梁八柱”都已搭建完成,市场容量位列世界前茅。


者:确实,抓住了基础建设就牵住了金融系统健康运行的“牛鼻子”,前不久发生的流动性紧张问题也再一次说明了,金融系统的安全事关经济发展,事关社会稳定,绝不能掉以轻心。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金融系统要坚定贯彻党的十九大部署,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落实党中央战略部署,遵循金融发展规律,深化金融改革,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促进经济和金融良性循环、健康发展,着力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者:进入转型期后,社会经济活动更趋复杂,这在凸显现代金融重要作用的同时,也增加了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可能。这意味着金融监管的任务更重,要求更高。

二是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加强统筹协调。中央监管部门要统筹协调。建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强化人民银行宏观审慎管理和系统性风险防范职责,切实落实部门监管职责。充分利用人民银行的机构和力量,统筹系统性风险防控与重要金融机构监管,对综合经营的金融控股公司、跨市场跨业态跨区域金融产品,明确监管主体,落实监管责任,统筹监管重要金融基础设施,统筹金融业综合统计,全面建立功能监管和行为监管框架,强化综合监管。统筹政策力度和节奏,防止叠加共振。中央和地方金融管理要统筹协调。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全国一盘棋,监管无死角。中央金融监管部门进行统一监管指导,制定统一的金融市场和金融业务监管规则,对地方金融监管有效监督,纠偏问责。地方负责地方金融机构风险防范处置,维护属地金融稳定,不得干预金融机构自主经营。严格监管持牌机构和坚决取缔非法金融活动要统筹协调。金融监管部门和地方政府要强化金融风险源头管控,坚持金融是特许经营行业,不得无证经营或超范围经营。一手抓金融机构乱搞同业、乱加杠杆、乱做表外业务、违法违规套利,一手抓非法集资、乱办交易场所等严重扰乱金融市场秩序的非法金融活动。稳妥有序推进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监管权力和责任要统筹协调。建立层层负责的业务监督和履职问责制度。


者:要完成这样的历史担当,需要金融监管部门既要大胆创新又要科学审慎,特别是要精于管理,夯实基础建设。

二是治理和开放的机制缺陷引致风险的易发多发性。在公司治理上,国有金融资本管理体制仍未完全理顺,资本对风险的覆盖作用未充分体现,金融机构公司治理仍不健全,股东越位、缺位或者内部人控制现象较普遍,发展战略、风险文化和激励机制扭曲。在开放程度上,部分行业保护主义仍较流行,金融监管规制较国际通行标准相对落后,金融机构竞争力不足,风险定价能力弱,金融市场不能有效平抑羊群效应、资产泡沫和金融风险。境内外市场不对接,内外价差也造成套戥机会,一些机构倾向跨境投机而非扎实经营。

这次流动性紧张再次提醒我们,无论什么时候,银行的经营管理都应当遵从审慎原则,不能把风险管理建立在过度乐观的预期基础上。很多人可能会注意到,1995年的《商业银行法》规定,商业银行应以“效益性、流动性、安全性”为经营原则;2003年修订的《商业银行法》将“三性”顺序调整为“安全性、流动性、效益性”,把安全性放在了首位。不论是1995年,还是2003年的《商业银行法》,都把流动性放在了中间位置,足见流动性的重要性。我们要时刻牢记,安全性和流动性始终是银行和整个金融体系的生命线。

二是人民币国际化和金融业双向开放促进了金融体系不断完善。人民币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我国参与国际金融治理地位显著提升。一些国际金融机构参与我国金融业,促进了金融市场竞争,提升了国内金融机构经营水平和抗风险能力,国内金融机构“走出去”也取得积极进展,当前我国工农中建四大银行都是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银行业较低的不良资产率、较高的资本充足率和盈利能力均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尚福林:我们认为,金融监管是一个系统工程,打牢基础对于防范金融系统性风险至为关键,特别是“五大体系”建设是重中之重。

三是不断扩大金融对外开放,以竞争促进优化与繁荣。从更高层面认识对外开放的意义,坚持扩大对外开放的大方向,不断推动有关政策改革,更好实现“三驾马车”的对外开放:一是贸易投资的对外开放。二是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既要积极有为,扎实推进,又要顺势而为,水到渠成。三是减少外汇管制,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便利对外经济活动,稳妥有序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同时,在维护金融安全的前提下,放宽境外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限制,在立足国情的基础上促进金融市场规制与国际标准进一步接轨和提高。

上半年主要经济数据表明,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渐入中高速发展。经济转型对加强金融监管提出了哪些新的要求,怎样才能筑牢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带着这些问题,我们采访了银监会党委书记、主席尚福林。

二、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

最后,更前瞻地防范金融体系风险。防范风险是金融监管机构的使命所在。当前,宏观经济中不确定因素增多,经济增速放缓,银行业不良贷款反弹压力上升。随着经济结构调整,落后产能等行业和企业的风险可能会进一步暴露。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房地产和影子银行等重点领域风险辐射面广,风险防控任务仍然艰巨。与此同时,随着金融业务不断演变,金融创新日趋多样,表外业务等高速增长,跨市场、交叉性金融产品涌现,金融风险的范围、性质和分布不断发展变化,复杂性和关联性提高。这些都要求监管部门密切跟踪监测风险,科学合理把握监管边界,更新监管理念和工具,积极维护金融体系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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